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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12月13日清晨，澳门拱北口岸雾色未散，一个身穿灰色风衣、手提两只旧皮箱的中年男人缓步踏上通往广东的栈桥。
没人注意到，他掌心全是汗——皮箱夹层里，五支苏联造无声手枪、四支美制左轮、二百多发子弹与三本密电码正随着步伐轻轻碰撞；更没人想到，这个看似普通的“商人”，竟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少将站长程一鸣。
当天下午，广州东山广东省公安厅小红楼里，程一鸣把写着二百一十七名华南特务真名、化名、电台呼号、藏枪地址的笔记本推到桌上，轻声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三天后，台北士林官邸，蒋经国听完报告，抓起电话摔得粉碎——“叛变！档案里给他写清楚，永世不得翻案！”
程一鸣的“叛变”在两岸掀起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海啸。大陆这边，副省长林李明亲自接见，连夜把材料送到北京；台湾那边，情报局连夜封存他在澳门住过的公寓，把“程一鸣”三个字从《情报局官录》里撕掉，用红笔在人事卡片顶端狠狠写下“叛徒”两字，再盖上一枚“永不录用”的蓝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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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台湾当局反应如此激烈？答案藏在程一鸣带回来的那几页纸里——
那一页写着“华南特遣队”的名单：香港铜锣湾绸布庄“广福祥”老板、广州越秀区小学体育老师、汕头海关稽查科副科长……全是国民党用十年时间、花掉七十万港币“养”出来的地下交通线。
程一鸣在笔录里补了一句：“他们每月领津贴的签字单，我锁在澳门贾梅士公园对面银行保险柜，钥匙在这里。”办案人员打开保险柜那天，港币、美钞、金条摆满一桌，最底下是一叠收据，收款人栏密密麻麻，连五年前被台湾追封为“烈士”的某位“反共义士”都赫然在列。
消息传回台北，“烈士”家属还在领抚恤金，舆论炸锅，情报局长叶翔之被迫辞职。所谓“叛徒”二字，一半是怒，一半是怕——怕程一鸣把更多“烈士”拉下神坛。
可如果翻开程一鸣的前半生，你会发现“叛徒”这顶帽子，他其实戴过两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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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是1931年。那年他24岁，本名程家骍，在上海杨树英租界电车工会做中共地下交通，入党介绍人是后来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振询。
4月29日，顾顺章在武汉被捕，中共中央连夜大搬家，程一鸣奉命护送一批文件去瑞金，走到闽西被土匪拦下，文件被搜走，人也差点被撕票。
逃回上海后，组织关系中断，他找不到证明人，只能流落南京。为了活命，他投了“复兴社”特务处训练班，成了戴笠的学生。
训练班结业那天，戴笠把学员档案翻到他那一页，随口问：“你以前干过CP？”程一鸣心一横：“干过，他们嫌我胆小，把我踢了。”戴笠哈哈大笑：“胆小好，胆小的人谨慎，适合干情报。”
从此，他成了军统里少有的“前共产党人”，也是戴笠重点“栽培”的反面教材——让曾经的“红苗”去杀“红”，比用普通人更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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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一鸣确实够狠。1935年冬天，他带一个行动组在蚌埠车站击毙中共皖北特委组织部长李子纯；1937年，他在西安办“特警训练班”，把捕获的西路军失散人员编成“别动队”，让被俘红军去河西走廊“自证清白”。
军统内部考核表上，他的评语是“对党国忠诚，对敌人冷酷”。可没人知道，每次枪决共产党人之前，他都偷偷给家属塞一点钱，说是“政府抚恤”，其实是自己津贴。
沈醉在回忆录里写：“程一鸣抓地下党老办砸，不是他笨，是他老'病’得及时。”——1948年徐远举要在重庆大逮捕，找程批条子，程以“胃出血”为由拖了三天，等搜查令下来，人早跑光了。
戴笠后来怀疑他“通共”，把他关进息烽集中营审查三个月，却因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放人。这段经历，台北档案里只写“曾因违纪停职”，却成为多年后台湾给他定性“早有异志”的伏笔。
1949年广州解放前夜，程一鸣带家眷坐船逃到澳门。表面上做“侨务贸易”，暗地里重建情报站。国民党给他每月五千港币经费，他却把一半存进银行，记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：“若有一天用不上，就留给孩子读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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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0年韩战爆发，港澳情报身价暴涨，美国CIA通过台湾情报局发奖金，抓一个“匪谍”赏两千美元。程一鸣手下有人动了心，把香港《大公报》两名排字工绑架到荃湾废弃碉堡，严刑逼供。程一鸣赶到时，人已被打得血肉模糊。
他一言不发，拔枪把两个手下当场崩了，回头对跟来的美国顾问说：“我这里不许私刑。”这件事让台北不满，却也让北京开始注意他——中共港澳工委给中央的报告里第一次出现“程一鸣似尚有良知”七字批语。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62年。那年程一鸣回台北述职，被情报局长叶翔之当面训斥：“你澳门站三年没报一条有价值情报，再这样，就换人！”回澳门途中，他在香港落脚，旧病复发住进玛丽医院。
深夜，临床一位刚做完阑尾手术的老人轻声问他：“程先生，你梦里喊' CP’，是共产党，还是程家？”程一鸣愣住，老人自我介绍：“我叫连贯，以前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。”那一夜，两人聊到护士三次查房。
连贯出院前留给他一本《论持久战》扉页写着：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程一鸣把书锁进保险柜，却再没打开——他怕一翻开，就再也回不了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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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10月，中国大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程一鸣在澳门寓所听完英国BBC的直播，沉默良久，妻子说：“国民党回不去了。”他开对始整理材料，把十年间经手的特务、电台、武器、经费、联络暗号写成三本笔记，再用油纸包好，放进银行保险箱。
12月12日晚，他召集全家，宣布决定：“明天我带你们回广州。”妻子哭问：“台北那边怎么办？”他苦笑：“他们先把我当狗，现在把我当狼，不如做个人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他让司机把车开到拱北口岸，自己提着两只皮箱，像十年前逃难一样，只是方向相反。
过关时，哨兵翻开皮箱，只见最上面是一封写给广东省公安厅的信：“本人程一鸣，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，自愿携带全部情报向人民政府投诚。”
程一鸣的“投诚”让北京大喜过望。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亲自飞到广州听取汇报，周恩来批示：“此人材料价值极高，要保护，要重用。”
随后，广东公安厅根据他提供的名单，一举捕获潜伏在珠三角的国民党特务一百九十七名，缴获电台二十七部、长短枪三百余支，堪称1949年后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反特行动。
台湾那边，则是一片慌乱。情报局连夜召开“整肃会议”，叶翔之引咎辞职，蒋经国在日记里写：“程贼一鸣，背信弃义，罪大恶极，永世不得赦。”国民党人事部门随即将其档案从“忠贞”一栏划掉，用红笔标注“叛徒”，并下令所有机关学校不得再提及此人名字。
台湾“国防部”史政编译局后来编纂《情报战史》，在“澳门地区工作”一章干脆留白，只留一句：“1964年后，本站遭敌渗透，损失殆尽。”
回到大陆后，程一鸣被安排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，全国政协委员，月薪二百八十元，比他在澳门时的津贴少了一半，他却睡得比过去二十年都香。
晚年他写《程一鸣回忆录》，详细记录军统内部训练、行动、经费、人事，成为研究国民党特务系统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。
1986年他病逝广州，追悼会上，省政协、省委统战部、省安全厅三家联合盖党旗，骨灰安放在银河革命公墓——墓碑正面刻“中共党员程一鸣”，背面是他自己写的一句话：“我曾走错了路，好在最后走对了方向。”
台湾那边，他的档案卡片至今仍锁在“国防部”情报局旧档库，编号“永字零零壹号”，红笔“叛徒”二字已经褪色，却无人敢涂改。偶尔有年轻军官调阅，老档案员会低声提醒：“别看太久，那人……让局长摔过电话。”
从“CP叛徒”到“军统少将”，再到台湾档案里的“永久叛徒”，程一鸣一生被贴了三次标签，每一次都沾着血，也带着时代的裂缝。唯一没变的，是他临终前对采访者说的那句：“我这一辈子，最恨别人叫我特务，最喜欢听人叫我程先生——那说明，他们把我当人看。”
参考文献
网易《台湾为何在程一鸣档案上标注叛徒？他可是回归大陆的军衔……》2025-10-08
360doc《隐蔽战线19 这个“汉中特训班案件”是否属实股票配资炒股交流，该问谁呢？》2025-07-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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